范进学：“法律信仰”：一个被过度误解的神话——重读伯尔曼《法

象数易学运用到古代炼丹术中，建立了中国古代的化学。

若以和谐、和合来化解，而以协调来融通、联通，虽然待人宽容但没有一定的限度，那么各种不合礼义的言行就都会出现，各种试探性的话语也会蜂拥而起。这样就会导致过而通情，和而无经，不恤是非，不论曲直，偷合苟容，迷乱狂生，夫是之谓祸乱之从声，飞廉恶来是也。

然自古以来，人类的社会制度、政治体制、经济发展、文化水平、风俗习惯、文字语言、宗教信仰、价值观念，各各殊异，概而言之是道不同。人不仅是阴阳之和，五行之秀，阴阳五行和合而生人。春秋战国时，周天子已经不能控制联邦式的国家政权，各诸侯国为争夺土地与人口，公然破坏礼乐制度，以致战争不断，杀人盈野，白骨遮平原，人民苦不堪言。他认为和羹的美味，在于能和合不同的食材和调料，上下级提出不同意见的好处在于能相济、顺从而相安无事。真、善、美三维情感世界的和合，便能建构真实、完善、优美的现代审美观，体现和为贵的精神。

则本末兼该，内外交养，日用之间，无少间隙，而涵泳从容，忽不自知其入于圣贤之域矣。譬如一座小城，每边长三里，外郭七里，敌人围攻它不能取胜，这是天时却比不上占地利的。其三，坚持易学与自然科学相结合，建立新的易学体系。

而探讨大道为主、包括象数易在内的易学则成为官学而与术数分道扬镳。另一种指《周易》卦爻符号所象征的万物之象，有学者称为物象。其一，他明确地以正传、别传来划分象数易学派别，孟喜是正宗，京、焦、《易纬》及陈抟、邵雍为别传，郑玄及传郑氏学者为中间派，既不是正宗，也不是别传。东汉郑玄、荀爽、虞翻等人言卦变、礼象、爻辰、旁通、互体、纳甲、之正、爻位等，以象数与训诂为方法，旨在探索易学文本之本义，此种严谨而朴实的学风是在反思和检讨今文经与政治关系、古文经兴起背景下形成的，体现了东汉人学术的理性回归。

《东都事略·儒学传》云:陈抟读《易》，以数学授穆修，以象学授种放。所谓数，原之于筮法，是指用来确定卦爻象和表征卦爻象的数字。

只有将这四者结合起来，才能较完整地、准确地把握《周易》之大义。他指出: 自来言《易》者，不出乎汉宋二派，各有专长，亦皆有所蔽。幸有唐李鼎祚慧眼洞悉，撰《周易集解》采群贤之遗言，议三圣之幽啧，集虞翻、荀爽三十余家，刊辅嗣之野文，补康成之逸象（《周易集解序》），而使汉代象数易学得以传世。以此观之，易学研究内容不仅包括传授的世系，不同时代和学派解经的倾向，经典注疏的概况和成就，典籍的辨伪和文字训诂的考证等。

从中国文化发展看，从先秦诸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到隋唐佛学、宋明理学，皆与义理易学息息相关，生动地体现出易学精神。而对于易学筮占之术（大衍之法例外）应用和其他数术应用一般不涉猎，除非其学说与应用混为一体，则不得不做出介绍。象数易学凭借着当时易学和天文、历法、数学等在内的自然科学所取得成果而建立起来，通过师法家法师承传授方式，形成了形态各异的理论。象数方法则往往与训诂方法交集在一起。

这种划分只是相对的，易学史上既以汉代象数注《易》，又以河图洛书注《易》不乏其人。今天研究象数易学可以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的意义。

以孟喜和京房等为代表的易学家，迎合当时经学和整个学术发展的需求，运用象数观念作为手段，重在阐发易学微言大义，建立起了推天道、明人事的庞大易学体系，从而改变了易学发展的方向，成为汉代易学的主流。三是对于传统意义和价值的评判。

更应将重点放在当下文化知识语境下对于传统易学作出的重新理解与解释，赋予易学全新的内涵，回应学术界和时代提出新的挑战，使易学由传统指向现实，从现实走向未来。因为这种意义总是同时由解释者的历史处境所规定的，因而也是由整个客观的历史进程所规定的。以卦气说为例，易卦与历法结合是建立在阴阳消长变化基础上的，其中四正说和十二消息卦说，是易卦符号与历法完美的结合，而六日七分说则不同，生硬地将六十卦和三百六十五又四分之日扯到一起，没有什么科学性。故当今研究易学，从基础入手，参照近几年新出土的资料，梳理辨证旧说，揭证易辞之义，显得尤为重要。可见狭义的象数学与术数学在古人那里泾渭分明，区分比较严格。张世英先生在总结传统解释时提出三个层次：一是对简单事实考证，二是对原本内在关系、内在结构的分析和释义以及对原行动者或原作者与参照系的关系的说明。

因而不同时代的象数易学具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与理论形态。西汉易学适应了大一统的政治、文化的需要，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阴在下，若在上，则降下。其实，象数之学与术数之学区分非始于今日，古代早已有之。

义理易注重应用，勇于创新，失之于主观臆断。第二是西汉时期：象数易学形成时期。

它包括蓍数（天地之数、大衍之数、老少阴阳之数、策数等）、五行之数、九宫之数及河洛之数。它以《周易》文本为研究对象，通过解读《周文》文本，以恢复和再现《周易》文本本义或阐发蕴涵其中的深刻哲理为旨归以下谈几点有关儒家文化的看法，供参考。古代儒家的民本思想，虽然并未历史地发展为民主政治的设计，但在价值观上是可以通向民主的。

这是孔子在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上，以及近代一百多年的历史中，自然地获得了这样的地位。三、关于儒家文化的精华和糟粕 传统文化并不是包治百病的药方，传统文化并不能解决我们现实生活遇到的一切问题。

如果我们从民族精神的角度来看，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可以说是由不同的兄弟民族的文化共同构建的，但如果从中华民族精神的主导方面看，我们不能不说儒家的文化和价值在塑造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方面起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中国传统文化虽然没有自发地引导中国走入近代化社会，但中国文化的传统不必然与模拟、学习现代的政治、经济制度相冲突，东亚各国在学习现代化中的成功就是证明。

而在这些错误认识中，受文革流行的反儒批儒的观念影响最深，几年前有关国家博物馆前立孔子像所产生的议论乱象就是明显的表现。需要补充讨论的有两点: 第一是标准问题，区分精华和糟粕的标准，我们常说以科学的、民主的、大众的特征作为标准，其实这是片面的。

中国传统文化在心灵的滋养、情感的慰籍、精神的提升，道德的指引方面，为当代市场经济社会中的中国人提供了主要的精神资源，在引导心灵稳定、精神向上、行为向善、社会和谐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积极作用。一、儒家思想与中国文化的关系 儒家是传承夏商周三代文明的主要学派。这些已经成为学术界的基本共识。改革开放以来，党的路线作了重大的调整，我们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是硬道理，而在传统文化的问题上，却没有完全拨乱反正，以致不少在思想、宣传、文化领域工作的高级干部和学者对传统文化的认识还停留在文革时代的水平。

其实，应当注意，更多的情况是，近代以来儒家文化中一些受到争议的文化观念不能简单说成是糟粕，而多是属于价值偏好和文化偏重。中华民族的数千年历史发展，必然有一伟大的力量寓于其中。

儒家学说中往往强调了某些方面，而不重视某些方面，从而引起了一些当代人的批评。如果从当代社会生活的角度看古代文化，古代社会所讲的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已经属于过时的糟粕;古代制度中的尊卑之别，其中体现的长上与幼下的法律不平等是过时的糟粕;古代文化中以男性为中心而歧视妇女是过时的糟粕;古代道德中要求妇女严守贞洁的规条是过时的糟粕。

合理的做法是，对某家某派学说，正面大力发挥其积极的一面，而用不同方式补充其忽视的另一面，这也是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如果从科学与民主来看，孔子本来非常重视好学博学，宋代以来的儒学特别强调格物致知，这些都为近代中国接引西方科学的输入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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